比如他评柳中庸的《愁怨》，他说“此闺情诗，非边塞诗也”。他说这是闺情诗，你不是边塞诗。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他说“缘误看五六句，故收于此耳”。然后评李商隐的《隋宫守岁》，他说“此是咏古，不宜入怀古类”，很严格。但是他其实没讲理由，为什么没有讲，这在古人是常识，咏古、怀古当然就是两个类型，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怀古诗是那种一般来讲是要有在场的，对吧？你要登临现场的。咏古诗你可以看着书本知识来写的。所以怀古诗它往往里面都有一种兴亡、古今的对比，过去借现在的一种对比，兴亡感叹，它都有，比较情绪化。那咏古诗它面对的书本知识，它往往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反思、批判在里面，所以这两个类型，古人是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你分得不清楚，你收错了，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读作品的读法就不一样了。这个在今天的文学理论里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崔颢的《黄鹤楼》，有人说它只是一个律诗，带有古风的律诗，有人说这是一个有点像律诗的古风，你把它分放在哪一类的时候，其实决定了你给它的定位。你把它放古风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就要用从古风来读它。你放在律诗的时候，你随即判断的标准就不一样了，判断的立足点就不一样了。所以他来强调这个，我觉得他是从体制上来辨析这个类型，根据你的体制不一样，类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