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从风格上来辨析体制。比如像宋庠的一首诗，方回断为昆体，昆体就西昆体了。纪昀说“此非昆体，乃初唐应制体耳”，又是不一样。昆体和应制体是不一样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应制体也讲究用字比较绵，这个结构比较绵密，对仗要精工，用字要比较绮丽，但是应制体跟昆体还是两种体制。

然后他会用笔调来辨析类型。王安石的这首诗《次韵仲卿除日立春》，冯班就称赞他说“毕竟大样”，“大样”就是我们说的大模样。纪昀说，“物以终为始，人从故得新”，他这两句“乃试帖刻画小样”，小家数刻画小样，他说写到诗里面，妨碍你的格调。这个入诗，这个诗是一般的诗，试帖诗是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所以你将试帖诗放到一般的诗里面，他说就显得小家气了。所以他是这样来从你的笔调来辨别的。这是讲的第一点，他非常重视类型和体制的辨别。

因为他始终注重于从体制入手来批评作品的，所以他对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明显比前人通达，对批评尺度的掌握也更有分寸。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以前跟人家讲唐诗经常会讲到的。我跟人家通俗地讲唐诗，举一个体制的例子，说论诗首先重体制，就举这个例子。孟浩然《临洞庭湖》，谁都知道这是名篇、有名的作品。但是王夫之就批评说这个诗以“舟楫”“垂钓”来钩锁合题，他说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表示很牵强。就表示王夫之认为这个诗里面出现“舟楫”和“垂钓”，跟洞庭湖很牵强。查慎行也说他这个诗后半首全无魄力，第六句尤不着题。冯舒就略微为他辩护一下，说后四句好像只是言情，但是它是实做“临”字，就是《临洞庭湖》，它是实做“临”字。何义门也讲了，后四句都是洗发“临”字。都这样为他辩护，都讲后面这个诗。纪昀他首先就讲，批评冯说是似是而非，他说前四句如果不临湖的话，你又如何能看得出，他何必要另出“临”字呢，对吧？说后四句是求荐，他正是言情，他怎么能叫做实做“临”字，后四句明明是来指引他。他就首先肯定说这首诗是一个求别人提拔自己的作品，就是我们说的干谒诗，他的类型是干谒诗。然后他再讲，说原题下有“献张丞相”四个字，叫《临洞庭献张丞相》，这样的题目你就清楚了，这是一首干谒诗。但是因为这四个字有的版本都没有，都没有这四个字，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登览诗或者是游览诗。就因为好多这个题目里没有这四个字，所以他就说原题下有这四个字，他说“后四句方有着落，去之非是，作《岳阳楼》更非是”，然后他又说明说这首诗实际上“前半望洞庭，后半赠张相公，只以望洞庭托意，不露干乞之痕”，这是寥寥数语就把这个体制说明了，所以这首诗是个典型的干谒诗，而且这首诗如果你从干谒诗来讲才能理解这个好处。干谒诗不外乎叫别人提携你，但是别人凭什么提携你？首先要表现自己的才华，所以前四句是用来表现自己的才华，四句写景写得好，表现自己才华。再后面怎么转入干谒之意，因为我现在是湖，湖旁边有船，所以“欲渡无舟楫”，湖很广，没有船，然后“端居耻圣明”。“欲渡无舟楫”就是表示自己没有人指引，但是你要表明了自己说积极求荐，这个是很庸俗的，补一句，给自己找个台阶，“端居耻圣明”。孔子说了盛世则出，乱世则隐，圣明之世我端居是可耻的事情，这样给自己找一个台阶。然后最后“坐看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你看着这个鱼还有能钓上，这时大家想到了谁啦？姜太公的故事，那就比作我自己也很想有这样一个人来帮我，这样的话你看它的后面的干谒跟前面的湖水，和湖到舟楫、舟楫到钓，这个多自然。所以从干谒的诗来讲，这是一个好诗，这是一个技巧非常纯熟的好诗。所以就不会像王夫之讲这么很牵强，说后面跟前面没关系了，你就不会。所以你要是把《临洞庭湖》当作游览诗来讲，那你当然觉得后面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尾巴来，所以关键就是说你要把握体制。纪晓岚他就是一下子能抓住体制，所以他的批评明显就比别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