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讲纪昀论诗不光是对这种原理问题有清晰的那种意识，他同时对历代诗学的源流，有一个高屋建瓴的一种判断。因为他看得多了，修书见得多了，所以他往往论诗的时候，他能发现诗史里面一些很微妙的东西。比如他论诗很注意把握那种范式的演变，他在《田侯松岩诗序》开篇就指出，他说同一书也，同样是书法，他说晋法和唐法不一样；同一个画，南宋和北宋要分开。他说源一流别，他说流别既分，它就“一派中自有一派之诣极，不相摄也不相胜也”。诗也是这样的，他说“两汉之诗缘事抒情而已，至魏而宴游之篇作，至晋、宋而游览之什盛，故刘彦和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也，然其时门户未分，但一时自为一风气，一人自出一机轴耳”。他说：“钟嵘《诗品》阴分三等，各溯根源，是为诗派之滥觞。张为创立《主客图》，乃明分畦畛。司空图分为二十四品，乃辨别蹊径，判若鸿沟。”他这个地方其实就讲到，这个诗它一个朝代会有一个朝代的写法，一个朝代会有一个朝代的这种主导特征，所以他对这种诗史的这种流变，他是非常清楚的。

具体到他的批评中来，他就会秉承着上述的这样一种认识，他就会通过对一些作品的写作意图和写作特点的一种独到揭示，来提出一些更丰富的一些批评原则。

比如他说对前人有意识的风格戏仿，应该在理解作者意图的前提下给予评价。他就举出岑参的一首诗，他说“中四句本为小巧，然题字（目）明言效齐梁体，则竟以齐梁体论，不以盛唐法论矣”。因为他说这几句诗，它告诉你这是效齐梁体，所以你就要用齐梁体的诗法来评价它，你不能拿盛唐那种诗法来评价它。他就是说你要明白作者写作意图，在明白了写作意图上，你加以判断。他说“文各有体，言各有当，不以一例拘也（文各有当，不以一例拘也）”，所以他评价模拟型的作品，他是把风格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放在首位，他不考虑后世的一般审美评价。

还有一个，他对诗歌的写作要有一种历史的认知，不要用后起的艺术观点来衡量和评价前代作品的这种表现手法。还是评岑参的一首诗，他说“燃字、捣字开后来诗眼之派，严子、许由开后来切姓关合之派”，就是称写给谁的诗，我就用历史上跟你同姓人的典故来用。他说都是一种别派，但是你已经看到他们在开、宝这个时候已经露出了苗头。但是他说这个是“盖盛极而衰”，他本身对他说不好，这种都是一种小巧的风格，他不欣赏的，他就说盛极，但是这种衰相这种不好的习气已经开始露出了，但是作者并不知道，他就揭示了这样一种风气的开端。另外他讲唐太宗《守岁》这个诗，方回在他前面两句加圈，说这个起句的两个字为眼，他说“殊不苟也”。他说这两字是诗眼，就是“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在“斜”字和“丽”字上他加了圈，说是诗眼。纪晓岚就不以为然，他说“诗眼之说，不可施之初唐，且斜字、丽字亦无须锻炼而得之，标以为眼，尤属强坐”，他说你这个完全是拿现在的观念去评价古人，因为初、盛唐诗他认为那个时候没有炼字诗眼这样的意思，而且这两个字也不需要多锻炼，很平常。他例子很多，我都是挑一两个例子来说一下。

第三点，他说对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的一种评价，必须要放在一种历史语境当中看，你不能以后代模拟泛滥的这种结果来抹杀创始者的价值。比如杜审言《登襄阳城》，他说：“此种初出本佳，至今日辗转相承，已成窠臼，但随处改换地名，即可题遍天下，殊属便捷法门。”这个讲就是他把创始者和后面的人分开，他说初出本佳，后来你要知道这已经成烂了，被人模仿烂了，是这样的结果。另外他评李白《秋登宣城谢脁北楼》诗也是这样，他说“五六佳句，人所共知，结在当时不妨，在后来则为窠臼语，为浅率语，为太现成语。故论诗者当论其世”。李白这两句在当时它的结尾，它的五六结语，它这个结是讲它的结语，它结尾在当时是不妨的，当时可以说是蛮有意思的，但到后来已经成了窠臼语，所以你论诗要论其世，我们要知道它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它是有新意的，是这样的来理解。

这样就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一个表现手法的评价，它同时可以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历史的视角，一个是现时的视角。历史的视角，你知道它当时是创新的，现时我们要知道，这已经是被人模仿烂的，你写诗的人就要注意到。一方面，你要承认李白的独创性；第二个，但你现在你又不能去模仿，因为已经成了一个烂套了，他是这样的。他的评价，他会一分为二的一种态度。在评价上他承认他的价值，但是在创作上你又不可以去蹈袭，是变成这样的一种从两个维度来看待一个作品。纪昀提出的这些原则都是跟文学批评的一种客观标准相关，它涉及艺术评价的一种历史性、评价的准则，以及如何看待作品的独创性，在历史上给它定位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他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通过作者的意图来检验和审视艺术效果。我觉得到现在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因为你现代文化带来了一种多元主义这种多元化的倾向，取消一种绝对的一种价值，好像什么都可以，有没有这种批评的客观标准，这个问题你现在去看当代批评，谁还敢说批评有什么绝对标准，不敢讲。但你不敢讲，我们批评仍然是要持有一个衡量的尺度，这个尺度怎么建立？纪晓岚他就讲，虽然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意图，看你的意图的实现、你的完成度如何，我可以来评价你创作的一种成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一种想法。

再下面讲一讲就是说纪昀诗歌他的批评成就。他的批评成就，我觉得他首先非常重视类型和体制的把握。这个就体现在评点中，他非常严格对待作品分类。大家知道他评《瀛奎律髓》，《瀛奎律髓》它首先是个分类的选本，他就会经常说，你这个不该放在这一类，你不该放那一类，这个看起来是个细节，你说这个作品放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个小事情，但他非常认真。

比如他评柳中庸的《愁怨》，他说“此闺情诗，非边塞诗也”。他说这是闺情诗，你不是边塞诗。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他说“缘误看五六句，故收于此耳”。然后评李商隐的《隋宫守岁》，他说“此是咏古，不宜入怀古类”，很严格。但是他其实没讲理由，为什么没有讲，这在古人是常识，咏古、怀古当然就是两个类型，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怀古诗是那种一般来讲是要有在场的，对吧？你要登临现场的。咏古诗你可以看着书本知识来写的。所以怀古诗它往往里面都有一种兴亡、古今的对比，过去借现在的一种对比，兴亡感叹，它都有，比较情绪化。那咏古诗它面对的书本知识，它往往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反思、批判在里面，所以这两个类型，古人是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你分得不清楚，你收错了，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读作品的读法就不一样了。这个在今天的文学理论里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崔颢的《黄鹤楼》，有人说它只是一个律诗，带有古风的律诗，有人说这是一个有点像律诗的古风，你把它分放在哪一类的时候，其实决定了你给它的定位。你把它放古风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就要用从古风来读它。你放在律诗的时候，你随即判断的标准就不一样了，判断的立足点就不一样了。所以他来强调这个，我觉得他是从体制上来辨析这个类型，根据你的体制不一样，类型不一样。

第二个他会从风格上来辨析体制。比如像宋庠的一首诗，方回断为昆体，昆体就西昆体了。纪昀说“此非昆体，乃初唐应制体耳”，又是不一样。昆体和应制体是不一样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应制体也讲究用字比较绵，这个结构比较绵密，对仗要精工，用字要比较绮丽，但是应制体跟昆体还是两种体制。

然后他会用笔调来辨析类型。王安石的这首诗《次韵仲卿除日立春》，冯班就称赞他说“毕竟大样”，“大样”就是我们说的大模样。纪昀说，“物以终为始，人从故得新”，他这两句“乃试帖刻画小样”，小家数刻画小样，他说写到诗里面，妨碍你的格调。这个入诗，这个诗是一般的诗，试帖诗是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所以你将试帖诗放到一般的诗里面，他说就显得小家气了。所以他是这样来从你的笔调来辨别的。这是讲的第一点，他非常重视类型和体制的辨别。

因为他始终注重于从体制入手来批评作品的，所以他对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明显比前人通达，对批评尺度的掌握也更有分寸。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以前跟人家讲唐诗经常会讲到的。我跟人家通俗地讲唐诗，举一个体制的例子，说论诗首先重体制，就举这个例子。孟浩然《临洞庭湖》，谁都知道这是名篇、有名的作品。但是王夫之就批评说这个诗以“舟楫”“垂钓”来钩锁合题，他说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表示很牵强。就表示王夫之认为这个诗里面出现“舟楫”和“垂钓”，跟洞庭湖很牵强。查慎行也说他这个诗后半首全无魄力，第六句尤不着题。冯舒就略微为他辩护一下，说后四句好像只是言情，但是它是实做“临”字，就是《临洞庭湖》，它是实做“临”字。何义门也讲了，后四句都是洗发“临”字。都这样为他辩护，都讲后面这个诗。纪昀他首先就讲，批评冯说是似是而非，他说前四句如果不临湖的话，你又如何能看得出，他何必要另出“临”字呢，对吧？说后四句是求荐，他正是言情，他怎么能叫做实做“临”字，后四句明明是来指引他。他就首先肯定说这首诗是一个求别人提拔自己的作品，就是我们说的干谒诗，他的类型是干谒诗。然后他再讲，说原题下有“献张丞相”四个字，叫《临洞庭献张丞相》，这样的题目你就清楚了，这是一首干谒诗。但是因为这四个字有的版本都没有，都没有这四个字，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登览诗或者是游览诗。就因为好多这个题目里没有这四个字，所以他就说原题下有这四个字，他说“后四句方有着落，去之非是，作《岳阳楼》更非是”，然后他又说明说这首诗实际上“前半望洞庭，后半赠张相公，只以望洞庭托意，不露干乞之痕”，这是寥寥数语就把这个体制说明了，所以这首诗是个典型的干谒诗，而且这首诗如果你从干谒诗来讲才能理解这个好处。干谒诗不外乎叫别人提携你，但是别人凭什么提携你？首先要表现自己的才华，所以前四句是用来表现自己的才华，四句写景写得好，表现自己才华。再后面怎么转入干谒之意，因为我现在是湖，湖旁边有船，所以“欲渡无舟楫”，湖很广，没有船，然后“端居耻圣明”。“欲渡无舟楫”就是表示自己没有人指引，但是你要表明了自己说积极求荐，这个是很庸俗的，补一句，给自己找个台阶，“端居耻圣明”。孔子说了盛世则出，乱世则隐，圣明之世我端居是可耻的事情，这样给自己找一个台阶。然后最后“坐看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你看着这个鱼还有能钓上，这时大家想到了谁啦？姜太公的故事，那就比作我自己也很想有这样一个人来帮我，这样的话你看它的后面的干谒跟前面的湖水，和湖到舟楫、舟楫到钓，这个多自然。所以从干谒的诗来讲，这是一个好诗，这是一个技巧非常纯熟的好诗。所以就不会像王夫之讲这么很牵强，说后面跟前面没关系了，你就不会。所以你要是把《临洞庭湖》当作游览诗来讲，那你当然觉得后面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尾巴来，所以关键就是说你要把握体制。纪晓岚他就是一下子能抓住体制，所以他的批评明显就比别人到位。

还有纪晓岚的诗歌批评，它不仅有清晰的一种理论意识，而且他还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一种穿透力和一个判断力。他看的书多了，所以他历代诗歌源流也比较清楚。比如他评包佶，这是一个大历诗人，他有两句诗，叫《秋日过徐氏园林》，他说他是个盛唐人，但这个诗里面已经透漏晚唐体，为什么呢？他说“风会渐移，机必先兆”，就是说你诗风的转移，总是会有一些征兆露出来，那就是晚唐的小巧。所以他这两句叫“鸟窥新罅栗，龟上半欹莲”，栗子破了一点缝了，这鸟就盯上了，就要去啄食，然后一个小龟爬上一个半歪的莲，这种是很小巧的景，晚唐人喜欢写，盛唐人不写的，但是大历人也喜欢写。就到了大历人，就是从盛唐的宏大气象，到了晚唐小巧精工的这种转变，他认为这两首诗就露出先机。我以前研究过大历诗，确实就在大历诗人里面写这样的也很少，这就是一个。我当时也举出来这个例子，这就是一种先机。他就能看出这是先机，这个真是你要对唐诗非常熟才行，你要知道这个盛唐人就是没有人写过，你才能说这是个苗头。

然后还有他评刘禹锡那首诗。这首诗前面有一个叫汪师韩，汪师韩评这个诗，评了很长的诗也没有把这个（讲清楚），我后来没有举到，汪师韩有很长好多话也没有把这诗讲清楚。而且他说这个诗光是在写晋朝的事。其实这个诗怎么是在写晋朝的事，不光写晋朝的事。汪师韩就说这个诗“王濬楼船下益州”，说都在写晋朝的事。纪晓岚怎么说？他说第四句说到吴，第五句七个字括过六朝，七个字把六朝一带而过，他说这是简练；然后第六句一笔回到西塞山，他说就是圆熟。他三句就把这首诗的章法讲清楚，一下就讲出这个诗的好在哪里，所以特别地（厉害）。所以后来许印芳都非常称赞，包括他学生梁章钜都推崇说这个老师讲诗讲得真精彩，同学们把这首诗去温习一下，你来体会他这三句讲诗的章法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