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谈论具有诸多审美元素的诗学自然成了一种奢侈品。人们或许会认为，在文化研究大行其道，文学理论日益萎缩的情况下，谈论比较诗学是否有点不合时宜？很多人问为什么Earl Miner这本书，Comparative Poetics，1990年出版之后就没有在西方的比较文学界产生它应有的反响和应有研究？到了2014年，我查阅了Earl Miner，关于他的书评，也不是很多的，对他的研究也不是很多，最后我就跟欧洲的比较文学的刊物Neohelicon《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评论》的主编提议，我们是不是发表一组文章，纪念Earl Miner，他说好，你去组织。后来我花了半年时间组织了四篇文章，就是为了纪念Earl Miner逝世十周年，他是2004年去世的。在这组文章当中我就提出了比较诗学的建构。当时有很多人问，他说你现在谈比较诗学，现在诗学本身已经受到文化研究的挑战，已经几乎是不存在了。我说，哪个讲不存在？我说，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大的轰动效应，但是它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说谈论比较诗学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我想这并不能代表全世界的状况，只是西方文论界的情形。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经过近百年来的学习西方理论和弘扬比较文学，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已经娴熟地掌握了西方文论建构的路径和方法，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经验，我想现在已经到了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批评话语的时候了。所以我想这就是后理论时代给我们带来的难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