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而康已经具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建构性的世界诗学的意识，但他没有提出这个概念。确实，孟而康在将东西方的文学和理论著作进行比较研究时，从东西方文学和理论著作中收集了大量的例证，从而发现了“一种生成性的诗学”（Generative poetics）。我认为它是具有一种普适性的。虽然他没有使用诸如“世界”（world）或“普世”（universal）的这类词，但他实际上意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所谓的“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体系。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普遍的或系统性的诗学首先应当是“自满自足的”（他用了systematic、generative、autonomous这些术语），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意义和价值的诗学。显然孟而康仍然持有一种充满精英意识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立场，集中讨论一些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经典文学，但却很少讨论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他的讨论到19世纪文学为止，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基本不讨论。然后他的讨论主要是以西方文学为主，偶尔也涉及一点东方文学，因为孟而康本人是一个日本学研究者，他举例子基本上举的东方就是日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一个很大的局限。他在整个书当中就提到过一次《文心雕龙》，但是也没有展开谈，至少就说明他对《文心雕龙》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孟而康由于英年早逝而未能继续他已经开始萌发的世界诗学的建构，我想这无疑是他的比较诗学的一个局限。

他的另一个局限就在于，作为一位有着精英意识的日本学研究者，他头脑里考虑最多的是日本的古典文学和文论。虽然他在书中也稍带提及了中国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却全然不提现代文论，因此他的研究更具有史的价值而并不能引发当下的理论讨论。就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而言，他的比较诗学确实是很有价值的，包括他的资料的详实性和论述的细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