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诗学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话语，它应该能够与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的领域进行对话，并对人文科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与上面一点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里，文学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过去在文学的高雅殿堂里没有地位的文类，今天已经堂而皇之地跻身文学之中，这一切均对我们的文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样，文学理论今天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纯洁或者自足了。对于这一现象，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称之为“文化诗学”。他试图在经典文学艺术与通俗文学艺术之间进行一种协商和谈判，以便建立一种可以沟通艺术与社会的文化诗学。他也是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现任的总主编。我们再看结构主义文论家是怎么提出来的，结构主义文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在经过仔细考察文学的变化后也得出这样的印象：“文学的领地对我来说简直大大地拓宽了，因为它现在除了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外，还包括了大量为公众或个人所享用的叙事、散文和随想作品。”后者在过去是不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的。确实，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文学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那些毕生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担心印刷的文学作品是否会被新媒体所取代，连米勒这样的文学理论家都有这样的担心。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应该认识到，经典的理论正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但这不意味着要排除所有那些非经典的理论教义，因为它们中的一些或许会在未来跻身经典的行列。这样看来，世界诗学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经典文论的体系，而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应当吸纳可用于解释文学现象的所有的理论。有些理论尽管是来自小民族的，有些理论尽管现在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但是它可以在应用的过程当中逐渐完善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