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诗学应该具有可译性，以便能够对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作品和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同时在被翻译的过程中它自身也应有所收获。因为世界诗学的一些理论范畴必须经过翻译的中介才能够在各种语言和文学阐释中流通，不可译的理论范畴是无法成为世界诗学的。毫无疑问，翻译会导致变异。有人说“翻译是背叛”嘛。尤其是文学理论的翻译更是如此。理论的旅行有可能使原来的理论在另一语境中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理论的翻译有时候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它被翻译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再创造和建构的过程。因此翻译既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德里达就说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是必须的，Translation is impossible but inevitable。众所周知，一个人不可能通过所有的语言来学习文学理论，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得依赖翻译，因此翻译就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种理论通过翻译能够把新的东西带入到另一文化语境中，例如就像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了中国现代文论那样，那么这一理论就肯定被视为一种世界性的文论或者诗学。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悲剧的范畴，一些理论的范畴，都被中国文论家所采用，用于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但是这些中国文论家几乎都不懂希腊语，而且亚里士多德很多著作开始并不是从希腊语翻译过来，而是通过英语，通过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就可想而知，通过翻译几乎也产生了一种重新建构。同样，如果一种理论、诗学仅仅适用于一种文化语境，那么这种理论就绝不可能被视为世界文论或者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