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世界诗学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成果之上的一种理论升华。它并非是理论家躲在象牙塔里发出的无病呻吟，而是根据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实践需要而提出的。它有着丰厚的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作为基础，先有了世界文学，先有了比较诗学，然后我才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世界诗学的构想。而迄今占据世界文论主流的西方文论并未涵盖全世界文学和理论的经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其自身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经验中抽象升华出来的。尽管这些西方文论往往在用于阐释的时候总是标榜自己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是universal，global，但是实际上，它们仍然是带有它们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因此用于解释西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自然是行之有效的，而且经过千百年历史的考验，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相对普适意义的真理。但是自歌德对世界文学作了“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建构后，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创作经验，他们也出版了自己的世界文学史，对世界文学领域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形成了有力的挑战。

众所周知，理论概念的提出必须有丰厚的实践基础，既然世界文学的实践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作为文学理论工作者，我们理应提出自己的理论原则，以便对这些异彩纷呈、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加以理论的总结，同时也建构自己的元批评理论话语。因此在这个时候提出世界诗学的构想就是非常及时的。

第二，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性的文学阐述理论都产生于西方语境，由于其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局限，这些理论提出者不可能将其涵盖东西方文学和理论的范畴和经验。尽管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凭着自己的深厚学养和理论把握能力，通过强制性的阐释使自己的理论也能够用于非西方文学的阐释，但毕竟漏洞很多。比如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也可以阐释中国文学现象，我自己过去也做过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不对头了，我就对弗洛伊德理论本身进行改造，进行重新建构，通过中国的文学现象对他的理论进行质疑。德里达的理论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够盲目地运用，必须创造性地能动地批判性地运用。所以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来自西方的一些理论概念用于阐释中国文学现象时的成败得失中见出端倪。

有鉴于此，一些具有国际视野和比较眼光的中国文学理论家便在长期的实践中，首先创造性地将这些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理论原则用于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并在阐释的过程中对之加以改造甚至重构，因而便在中国的语境下出现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现象。比如我们老一辈的学者朱光潜先生、王国维先生，就是把西方文论用于中国文学现象的阐释，最后对西方文论使它们中国化。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理论来阐释《红楼梦》。朱光潜用西方尼采的悲剧理论，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古代是没有悲剧的，对不对？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为我们提出自己的理论概念和批评话语奠定了基础。

第三，中国学者始终关注西方文学理论的前沿课题，并且及时地将其译介到中国。同时我们又有丰富的东方本土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和理论素养。因此在当今这个“后理论时代”，当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处于衰落状态时，我们中国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完全有能力从边缘步入中心，并在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的对话中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构想。我们都知道，当年歌德在阅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作品后浮想联翩，提出了自己的“世界文学”构想，他说：“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