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诗学既然是可以建构的，那么它也应该处于一种不断地被重构的动态模式。每一代文学理论家都可以在实际运用时对它进行质疑、修正甚至重构。如上所述，我提出世界诗学这一概念并非旨在提出一种恒定不变的世界诗学原则，而只是想提出一种理论构想，通过这种构想的提出，引发围绕这一构想的理论讨论和争鸣。既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理论家建构了现代主义和接受美学，西方的东方学者也根据自己那一鳞半爪的东方文化知识建构各种“东方主义”，我们作为东方的文学研究者，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文学经验出发，也综合东西方各国的文学经验，建构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诗学呢？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提出世界诗学构想的这么一个初衷。西方人建构了很多关于东方的种种概念和国家的形象，中国的形象，比如说认为中国是一个东亚病夫。我今年组织了一个专辑，在欧洲科学院的院刊European Review（《欧洲评论》）发表，题目叫Rediscovering China: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重新发现中国：跨学科的视角》），我邀请了十多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东西方的学者，对中国进行重新发现和重新想象。有来自社会学的，有来自哲学的，有来自文学的，也有来自语言学的，我也邀请到南京大学的一位学者叫程爱民，也写了一个中国对外汉语的教学。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Promoting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world。当年歌德对世界文学理念的构想在过去的一百八十多年里不断地引发讨论和争论，同时也沉寂了多年，最终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再度兴起，不断地吸引人们对之进行质疑和重构。事实证明，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概念，同样，世界诗学的构想也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