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在做的一个研究是清代诗学史的第二卷，就是乾隆诗学里面的一部分。纪晓岚这个人过去是很有名，现在更有名，因为电视娱乐把铁嘴铜牙纪晓岚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相对他的本来面目倒反而不清楚了。我们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者和诗人，也是一个小说家。我以前也读过他的这些诗话著作，他的著作我也都读过，但是以前还真是没有意识到他在清代诗学史上有这么重要的地位。现在我简单地给他下一个定义的话，我认为可能他是清代历史上第一位最优秀的一个诗歌评论家。这样说可能大家也不一定会同意，但是我就是这么认为。而且后来我就是把他的诗学这部分写完了以后，写了将近有八万字，也会是将来我第二卷里面字数写得最多的一个，会比袁枚、沈德潜这些人写得都要多。为什么？我觉得我还是发掘出一些他过去没有被人注意到的、他的那种历史价值和他的诗歌里面的、诗学里面的丰富的内容。所以我今天讲呢，实际上我是把我对纪晓岚诗学，在整体的它的一个研究的框架里面，我只介绍他的诗歌批评的部分。为了便于大家了解他的诗歌批评和他学术和诗学的关系，所以我先把他的诗学的一个历史地位，还有就是他的学术的一个总体情况，略作介绍。

首先说一下纪晓岚诗学的历史地位，这个是过去大家没有人注意到的，包括我的同事杨子彦写了一本书叫《纪晓岚的文学思想研究》（应为：《纪昀文学思想研究》），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是跟什么有关呢？

大家知道乾隆二十二年，清朝政府恢复在科举里面考试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过去大家因为对试帖诗，对这些东西不太重视，觉得没有价值，所以很少有人关注。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写到清代诗学的都会提到这个事情，但是很少有人去认真地去探讨科举试诗对清代诗学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这件事情使纪晓岚从一个我们过去知道的《四库全书》的主编，一个官方文艺政策的一个推动者或者倡导者，使他一下子好像我说的背后的一个推动者，让他到了前台来，成为我们诗学史要正面关注讨论的一个人物。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知道乾隆年间的诗学，沈德潜，在乾隆初年基本上是沈德潜老诗人，就是从生活在康熙时代，经过雍正到乾隆初年开始飞黄腾达，最后被皇帝赏识，然后成为诗学的泰斗，从而他的格调诗学盛行一时。

所以在乾隆初年我们讲是格调诗学主导诗坛的局面。然后到了乾隆二十几年，袁枚才开始慢慢地在诗坛扬名立万。我自己的考察大概是在乾隆二十五年前后，袁枚才开始在诗坛名声比较大起来，开始有点影响，我基本上认为在乾隆二十五年左右。从沈德潜到袁枚之间，大概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后来到了乾隆十五年沈德潜告老还乡，他已经本身就是一个80多岁人了，他也不太在这个社会上活动，就是在乡里活动，他的影响慢慢地见小，然后到乾隆二十五年袁枚出来之前，当中正好有十年。

这个十年过去大家是不太提，因为我们过去搞文学史，搞什么历史，不要说十年，几十年大笔一挥就过去了，好像不会有人去仔细地去研究。但是十年当中就会发生很多事，那个当中的十年正好发生了这件事，就是乾隆二十二年科举恢复考诗。因为长时间的大家都是经义策论为科举内容，唐代以后宋代科举就不考诗了。这么多年作诗只是大家一个兴趣问题，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作诗。

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科举恢复考诗，这个诏令颁布以后，对整个社会上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因为很多人从明代以来，大家做官要学八股文，必须要经过科举考试，所以每个人都学八股文，很多人不会作诗，所以当时这个情形。我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就是说《科举试诗对清代诗学的影响》，这篇文章我举了一些资料，他们当时就写出了考场里的各种可笑的情形，就是因为大家长久没有作诗的习惯以后，一般的人他不会写诗，遇到要作诗了，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都要仓促应对了。教材也没有，所以在当时首先是把康熙年间，因为康熙五十二年，有一次康熙皇帝也准备要恢复科举要考诗了，也是一个诏令出来，马上就出版了很多人编的这个试帖诗，编的唐代的这个诗律，就是五言排律，来应付这个局面。但是最后这个诏令没有实行，但那批书已经留下了，所以乾隆二十二年马上这批书就被重刻被翻译，跟着就是大量地编辑出版了各种书。纪晓岚就在这个时候也是针对当时的市场需求，开始编纂了。第一个就是《唐人诗律说》，一部讲解唐人排律的一个书，还有他编了一个《庚辰集》，就是当代人的这个试帖诗集，最后又编了一个叫《我法集》，就是说他自己给儿孙做的一个示范的一些诗集，都有注释和评解。

这样三部书正好应对了市场的需求，也同时奠定了清代试帖诗学的一个基础。所以在乾隆二十二年前后，可以说使纪晓岚成为了诗坛的一个英雄，成了一个率领潮流的人物，成了一个畅销书的作家。这一段历史，成为我们可以讨论纪晓岚的诗学，并且确立他在清代诗学历史地位的一个重要依据。

纪晓岚的诗学，我要讨论的会是四个问题：一个就是他的试帖诗学；第二个是他的正统观念，他论诗的正统观念；第三是他的诗歌批评；第四是《四库提要》的诗歌批评与纪晓岚的关系。其他的三部分内容我都在其他的论文里写，今天我要报告的只是他的诗歌批评这一部分，但是在这之前我还是把他的生平学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便于同学们了解。

纪晓岚24岁中顺天府的乡试解元，乾隆十九年和朱筠、王昶、王鸣盛、钱大昕这些著名的汉学家同榜中进士，所以乾隆十九年也是清代诗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年份。一方面它是这些汉学家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并且戴震也是在这一年入京，形成了汉学在京城中的声势。还有一个巧合就是袁枚、蒋士铨和赵翼，所谓乾隆三大家，他们认识也是在乾隆十九年。所以历史往往就有这样的一些很重要的事件，它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历史、划分阶段、划分年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坐标。

这个纪晓岚中进士以后，后来就升到侍读学士。乾隆三十八年修《四库全书》，他就担任总纂，然后书成了以后，就升到礼部尚书，最终做的协办大学士。他写的书是有《阅微草堂笔记》，大家一般都很熟悉的，然后有一个文集叫《纪文达公遗集》，另外就是他留下大量评点，有《评文心雕龙》《史通》（应为：《史通削繁》）。

试帖诗的著作，我刚才我已经提到三部，另外他还有关于《李义山诗》《才调集》《陈后山集钞》《瀛奎律髓》等等的这些书的评点。

纪晓岚这个人物，因为他的地位重要，因为他的《四库全书》的影响之大，所以在历史上他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他的名气大和他另一方面他的著作留下的少，又形成一个反差。他的著作评点，古人叫指伪之学（应为：证伪之学），是不太看重的。你看他没有经学的著作，清朝人、文人，搞不搞经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分野。做不做经学，把文人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做经学的人，这些人是主流的；一部分是不做经学的人，在不做经学的人里面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像王渔洋、钱谦益做一点史学，做一点掌故之学的，还有一类就什么学问都不做，像黄景仁这样的纯粹的文人，像袁枚这样的纯粹的文人。像纪晓岚，他的成名除了他这个文集以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著作，所以后人就不太好评价他的学说。现代，当然他们研究考据学的人，研究汉学的人，往往会夸大纪晓岚的学问，因为他跟汉语学的关系比较密切，像戴震就是他提拔的，住在他家里，对吧？还有他跟所有的这些汉学名家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大家往往会夸大他的学术成就和他的领袖地位。

但其实纪晓岚的学术是非常独特的，他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学术道路。他的学问就跟他生平为官都做两类的官职有关。一个是他经常主考科举，他曾经做过两次乡试考官、六次文武会试考官，就是考进士的。所以他就特别留意举业文字，这跟他的经历有关，这是他做主考。另外他又担任了很多编纂书籍的负责人，他曾经出任过武英殿、三通馆，三通就是通考、通典、通志，三通馆的纂修官，方略馆的总校官，功臣馆（这都是功臣传，都是他们清朝编的一些大书）、国使馆、胜国功臣殉节录（就是明朝的这些英烈的殉节录）、四库全书总纂官，实录馆、会典馆的副总裁官，职官表、八旗通志馆的总裁官，等等。

他编这么多的大书，他作为一个总纂官，他是有时候要通览全稿，所以他看的书非常的博杂，所以他的学问就很广。这样就带来了一个对他的学问的取向、兴趣就造成了一个结果，他自己就不写书了，他就觉得好像他要讲的这个话，看来前人都讲过了，没有什么了。所以到后来他的学生给他作序的时候，他就自己讲，他说我“自校理秘书”，他说“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故生平未尝著书”。他就说看得太多了以后，发觉要想讲的都被别人讲过，不想写书了。不写书他也没有闲着，他很早就喜欢做他的诗歌批评。所以纪晓岚的学问最后你要给他定位一下的话，除了他做四库全书总纂，总编《四库提要》，他的的确确就是个诗论家，所以纪晓岚的学问归结到最后就是一个的的确确的诗论家。他的最后的成就，除了他的写小说、写诗文以外，他的业绩，我们说评价的话，将来只能说纪晓岚就是一个诗论家。

他的诗论，他做过什么业绩？下面我还会详细地讲。我先讲一讲纪晓岚作为一个诗学家，他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

首先我讲纪晓岚的诗学观念，特别值得重视。我讲三点。

第一点，他的诗学，他的诗歌批评，甚至跟《四库提要》都有关，都体现一种叫“酌中”的学术理念。他好几次用到“酌乎中”，就是“酌中”，就是我们今天讲“折中”，对吧？折中，两家不同的意见，我取一个持平的，但这个持平不是说无原则的，而是经过我的斟酌，采取一个持平通达的态度去取一个最好的结果，就是“酌中”的学术理念。在《四库提要》里面也表现出这样的一个学术理念，而且后来《四库提要》的学问就成为一个“四库提要派”。大家知道我们当代有一位我们前辈的老先生是被称为“四库提要派”的，就是王运熙先生，王运熙先生我多次听到不管他的学生也好，或是别人讲，说王先生的学问就是个《四库提要》的学问，基本典籍非常熟，然后前人的所有的说法我都很清楚，然后最后我会酌乎其中取一种最好的一个说法。这是我们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精髓、一个核心的精神。这就是“酌中”的学术理念。这个讲起来也很大，可以从《文心雕龙》，对吧？折中，《文心雕龙》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方法。我们老师周勋初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论及的。

第二点是他对儒家传统诗学话语的重描。我用了个比喻，儒家的风人之旨、温柔敦厚等等这些传统的诗学话语，最老的这些诗学话语，到了后代，尤其经过这性灵诗学的洗刷，已经变得暗淡了，被人慢慢不去讲这个东西了，太让人家觉得老旧。纪晓岚就好像把这些金字招牌，暗淡的重新漆一遍，重新把它油漆了一下，又重新去把它重描一下，要重新来给他做一番诠释和发扬，这是他在当时值得注意的一个功劳。

因为当时乾隆年间有多种诗学流派竞争，尤其是性灵派，他是要推倒一切传统的价值，传统的这种诗学里面的一些典范，那些核心的一种价值观，他通通要把它推倒。这样的话在诗坛就会出现一种迷茫困惑，或者冲突对立，等等，出现很多的（问题）。纪晓岚他会重新拿出这些我们核心的那些传统的那些命题，诗学命题，重新来规范诗坛，他做了这个工作。具体地说，他这里面我讲了可以从三个方面讲。

首先，他针对神韵派末流的浮泛空洞，就王渔洋的神韵诗学到末流，人家就觉得比较浮泛、比较空洞。纪晓岚他就讲，他的持论就是要最后归之于言之有物。

其次，他是针对性灵派带来的浅薄油滑，他就是要重新厘清性灵和性情的关系。

最后，是针对那一种高密诗派的矫激怨怼，重申温柔敦厚的诗教。高密诗派过去大家不重视，以前汪辟疆先生写过一篇论文，那个时候汪先生其实他只是根据一些方志的资料，只是根据一些它们的文集、诗文集来谈，都还没有看到它的诗话。其实高密诗派都有诗话，都藏在山东省博物馆，没法看到。我过去托人去找了看到了，只有很短地看，让我看一个多小时，在那个地方就是浏览一下，粗粗做个记录。现在好的就是山东文献丛书（应为：《山东文献集成》），已经全部把它印出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很从容地来研究高密诗学，我研究的结果就是高密诗学真正是有它独到的地方的。而且它们当时能影响半个中国，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确实有它的实际的影响力。但是高密诗学它就是推崇那种中唐诗，推崇贾岛、孟郊那种寒瘦诗风，所以它不免有对抗正统诗学的那种异端色彩，在当时也影响很大。我认为纪晓岚的重申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些，我觉得可能是针对高密这个诗风来的。纪晓岚他的持论都立足于儒家这种传统话语，带有强烈的那种回归儒家经典那种返本意向，但他又不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所以他是在那种折中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