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跟大家讲的题目是《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的建构》。为什么我要把这三个题目放在一起呢？我们都知道这三个题目每一个题目本身都是可以说上一门课。我过去就曾经开过一门课叫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认知诗学是很多搞语言学的教师从语言学和文体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叫做文学的界面研究。世界诗学是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去年在这方面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纪念美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Earl Miner（厄尔·迈纳），他写了一本书叫Comparative Poetics，我就从Comparative Poetics中直接提出一个World Poetics，文章在Neohelicon（《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评论》）发表。今年，主要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约我写了一篇短文，叫《世界诗学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69～176页。——编者注）。所以现在我就把这三个题目放在一起，前两个题目是作为铺垫，最后提出我自己建构的世界诗学。

在我的演讲当中，一共涉及三个话题：比较诗学、认知诗学和世界诗学。前两个话题是作为铺垫，即作为我提出自己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已经从事比较诗学多年，认知诗学在中国也是方兴未艾，所以提出世界诗学的建构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假如没有广泛深入地对中外诗学或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话，那就如同一座空中楼阁那样不攻自垮。而认知诗学则是近十多年来从边缘逐步进入中心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介于文学和语言之间的界面，专注文学的语言因素研究，即所谓的文学的“内部研究”，就像Rene Wellek和Austin Warren他们两个合写的一本书Theories of Literature，里面他们就提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因为Rene Wellek本人就是新批评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它实际上起到了在文化理论衰落之后的一种反拨作用。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世界诗学的建构呢？当然，我想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这里的道理第一就是世界文学，既然有了世界文学，我们就不可能对理论不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观照，另外前面还有比较诗学多年的研究的积累。所以我想在这二者的基础之上，再加之世界文学近十多年来再度兴起，成为国际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两个话题对我世界诗学的提出是密切相关。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比较诗学。当年比较诗学伴随着比较文学的兴盛而诞生，同样，世界诗学也应该乘着世界文学兴起的东风步入理论建构的前沿。所以这就是我将这三个话题放在一起的原因。当然，我的重点是第三个，即世界诗学的构想。这方面主要受到德国的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歌德的影响，歌德当年在读了包括中国文学作品在内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之后浮想联翩，他认为“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民族文学现在已经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让我们每一个人为它的早日来临去努力”，所以我把它借用过来，世界诗学时代也即将来临。

“世界文学”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人文学科的又一个热门话题。我们都知道，世界文学它有着中国的元素，中国就是它的资源（resources）。当年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阅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后受到极大的启发，因此就提出了这一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构想。同样，中国的文学理论也曾经对西方学者的比较诗学理论建构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和启迪，但是没有像中国文学作品那样对范围更广大的西方读者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主流的西方文学理论家却全然不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局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不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学者，比如说美国的比较诗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刘若愚（James Liu），他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的。还有法国的比较文学和汉学家艾田浦（René Étiemble），以及荷兰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Douwe Wessel Fokkema），还有美国的学者Earl Miner（厄尔·迈纳），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孟而康。当时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问我，他说是不是孟而康写错了，是不是“你”的右半边，我说这是孟而康他自己给自己定的中文名字，我们要尊重他本人的选择。他们本人都做出了一些初步的尝试。

《歌德对话录》由朱光潜先生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刘若愚英年早逝，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遗产，《中国文学理论》（The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刘若愚在这本书当中，创造性地应用了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浪漫主义文论，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和书写。艾田蒲是一个法国的汉学家和比较文学的学者。他在去世之前，在20世纪80年代在巴黎举行过一次国际比较文学大会，那次大会他主办，他在会议闭幕式上做了一个发言，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所以引起了与会听众的热烈反响。佛克马教授是我在荷兰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导师，他是2011年去世的。Earl Miner跟我也是有一定的交往，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座教授，就是1983年和钱锺书先生共同创办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的美方代表团团长，中方首席专家是钱锺书。第二届是在美国举行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还有斯坦福大学。第三届长时间一直没举行，一直到了2001年，我到清华大学去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举行了第三届，然后第四届、第五届。所以在我们之前都有很多先驱者做出了先期的研究工作，这是他的《比较诗学》这本书的中译本，1990年原著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是前面提到的这些先驱者的贡献。

孟而康生前曾经也提出一种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的理论模式，但他的诗学理论并未上升到总体文学和世界文论建构的高度。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以诗学去代替整个文学理论。古代都是什么？以诗代替整个文学。歌德他就讲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他这里实际上就是讲文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个原因恰恰在于当时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非西方的文学和批评理论经验并没有被当作建构一种普适性的世界文论的基础。而在今天世界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审美现实的情况下，文学理论，我提出了一个，也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

为什么是后理论时代？我也是受到我的英国同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启发，他写了一本书After Theory，他要返回到文学理论之前的天真烂漫的时代，之后我和美国的文学理论家Tom Mitchell合作在Critical Inquiry发表了一篇文章，The Ends of Theory: The Beijing Symposium on Critical Inquiry，就讲到文学理论虽然在西方处于衰落状态，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在全世界都处于衰落状态。比如说文学理论在中国一直是方兴未艾，中国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在十分虔诚地、十分努力地在学习各种西方现当代文论。所以我想，在后理论时代，并不标志着理论的死亡，而是标志着理论它并不像以前那样再有那么大的轰动的效应。在后理论时代为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使我们能够在一个广阔的国际的平台下和西方的文学理论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

现在我们从比较诗学过渡到世界诗学。在当今时代，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谈论具有诸多审美元素的诗学自然成了一种奢侈品。人们或许会认为，在文化研究大行其道，文学理论日益萎缩的情况下，谈论比较诗学是否有点不合时宜？很多人问为什么Earl Miner这本书，Comparative Poetics，1990年出版之后就没有在西方的比较文学界产生它应有的反响和应有研究？到了2014年，我查阅了Earl Miner，关于他的书评，也不是很多的，对他的研究也不是很多，最后我就跟欧洲的比较文学的刊物Neohelicon《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评论》的主编提议，我们是不是发表一组文章，纪念Earl Miner，他说好，你去组织。后来我花了半年时间组织了四篇文章，就是为了纪念Earl Miner逝世十周年，他是2004年去世的。在这组文章当中我就提出了比较诗学的建构。当时有很多人问，他说你现在谈比较诗学，现在诗学本身已经受到文化研究的挑战，已经几乎是不存在了。我说，哪个讲不存在？我说，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大的轰动效应，但是它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说谈论比较诗学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我想这并不能代表全世界的状况，只是西方文论界的情形。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经过近百年来的学习西方理论和弘扬比较文学，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已经娴熟地掌握了西方文论建构的路径和方法，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经验，我想现在已经到了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批评话语的时候了。所以我想这就是后理论时代给我们带来的难得的机遇。

现在，我首先从比较诗学谈起。比较诗学，简而言之就是比较文论研究，即Comparative Studies of Literary Theories，它是一个以文学理论的比较为核心内容的研究领域。如果说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那么比较诗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理论，所以它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既包括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诗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也包括了跨学科、跨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Earl Miner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但是比较诗学并不意味着仅仅采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理论，而是将文学的理论阐释，作为我们观照的对象，也就是建构一种跨文化的阐释理论。

第二个我受到的影响的资源就是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认知诗学则是近几年来十分活跃的一个文学批评流派。它将认知科学的原则，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原则，用于文学文本的阐述。它与读者反应批评，尤其是注重读者的心理反应作用的那一派密切相关。此外，它也与专注文学的语言学界面研究的文体学关系密切，常常被欧洲的一些崇尚文学经验研究的学者用来分析文学文本的语言因素，所以这是认知诗学的初衷。但认知诗学批评家也并不满足于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了，他们也像当年的英美新批评派那样致力于文学文本的细读和分析。但是与他们不同的是，认知诗学批评家同时也认识到语境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文本的意义的发掘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不像新批评那样比较封闭式的阅读，它还引进了其他学科的理论来研究文学作品。

一般认为，认知诗学的奠基人叫鲁文·楚尔（Reuven Tsur），非常巧的是Reuven Tsur也和Earl Miner一样，跟我本人有过交往，这个交往现在谈起来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他在写于1971年的博士论文中发展了一种被他称之为“认知诗学”的方法。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方法，认知诗学涉及的范围极广，包括文学理论、语言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多个分支。它探讨的是文本的结构与人类感知性之间的关系，并对发生在人的大脑里的各种作用充当协调者。他将这种认知诗学应用于格律、声音的象征、诗歌的节奏、隐喻、诗歌以及变化了的意识形态、意识状况的研究，此外还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诸如时代的风格、文类、建筑范式、翻译理论以及批评家的隐含的决定风格、批评能力以及文学史等等，所以认知诗学是范围非常广的。我回想到当年我和这位学者鲁文·楚尔，1990年到1991年，我在荷兰师从佛克马教授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一起开会，就认识了这位鲁文·楚尔。他当时住在我的隔壁房间里面，我们一起去吃饭，他跟我像侃大山一样地就侃到认知诗学，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very talkative（很健谈），我就问佛克马教授，他怎么very talkative，佛克马教授说因为这个人very ambitious（雄心勃勃）。他（鲁文·楚尔）跟我讲，认知诗学不要看现在不行，以后将来必然要成为一个范围很广的课题，他甚至拿它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相比较。后来我说好，看看以后怎么样。这个人的出身背景非常有意思，他本人是在以色列工作，Tel Aviv University，但他本人却出生在罗马尼亚，母语又是匈牙利语，所以他告诉我他会十几种语言，Romanian、Hungarian、Bulgarian……French、Deutsch他都会，但是他最后说可惜我不会汉语。所以我想，一个人再掌握多种语言，最后他也不可能全部用原文来阅读世界文学，他不得不依赖翻译。当时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用英文写？他说我不用英文写谁看得懂，只有用英文写才能够进入主流。他鼓励我，他说你以后你要发表文章，也必须用英文写，所以我想，他对我鼓励很大。

但是，在文化理论大行其道的“黄金时代”，一切专注文学文本的语言因素考察研究的批评和阐释都被边缘化了，认知诗学也是如此。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是1990年的12月份，但我后来知道认知诗学进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21世纪初了，等于说它被埋没了这么多年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可想而知，一个真正有深刻理论基础的洞见迟早会被人发现的。

而在当今的“后理论时代”，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化批评的批判锋芒也有所锐减，文学研究再度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更加注重文学的经验研究。这么一来，人们发现认知诗学是非常注重文学的经验研究的，所以认知诗学就被一些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形式的一些学者又十分推崇，在进行推广。认知诗学最近几年在中国也开始方兴未艾，我们杨金才教授也从事认知诗学的研究。

我在提出世界诗学构想时，之所以要提及认知诗学，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作为对大而无当的文化理论的一种反拨，认知诗学依然专注文学文本，并且注重文学的语言因素，因而与诗学比较接近，而不是我们泛泛地谈文化，很少触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第二，既然鲁文·楚尔被认为是认知诗学的奠基人，那么他的双重边缘身份也值得我们重视。他的出身背景（罗马尼亚）和工作环境（以色列）都是典型的小民族。我也发现了一个现象，也是一个真理现象，就是凡是主张世界文学，有着博大的世界主义胸怀的学者往往都是来自小民族。像刚才提到的佛克马、鲁文·楚尔，然后我们在文学界的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弗兰兹·卡夫卡，卡夫卡是捷克和奥地利边界上一个小镇上的人；米兰·昆德拉，昆德拉也是捷克的，也来自小民族；詹姆斯·乔伊斯也是，乔伊斯是爱尔兰的，只不过那时候爱尔兰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很多大师级的人物都是来自小民族的。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奥尔罕·帕慕克，奥尔罕·帕慕克来自土耳其，他的作品翻译成56种语言，大大超过我们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知名度。所以假如说不被翻译成这么多作品，我们中国人怎么能看？中国人有几个懂土耳其语的！尽管奥尔罕·帕慕克的英文也非常好，但是他坚持用母语创作，让别人把它翻译成其他的语言。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现象，就是来自小民族的人他们更容易主张一种世界主义。经过英语世界的中介又对汉语世界的文学和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正是我们在建构世界诗学时不可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好，这是我前面提到的两个铺垫性的理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