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是早期伦敦遣使会派到中国来的，在香港生活了差不多30年，回到英国后被牛津大学聘请为第一位汉学教授（Chinese professor），讲中国语言和文化，（在英国）待了21年。传教士被派到中国最正当的工作是把《圣经》译成中文给中国人看，或者向中国人传教。但理雅各非常有趣，之所以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James Legge，不是靠他的传教、布道。他的布道文有很多手稿，现在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里，很少有人真正对那些东西做研究。他真正留给世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几乎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翻译成了英文。他51年（在中国的30年和在英国的这21年）干的基本上都是这件事。理雅各刚到中国来的时候，参加了《圣经》的中译工作，很有名的译本叫做Delegates Version（委办译本），各个差会集合起来共同推出的有点权威性的译本。这个译本最有意思的两件事是：第一是把很多重要的概念统一了，比如“道”，“太初有道”，《圣经·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句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大写的“道”，the Word was with God，the Word was God，“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Word”被译成中文的“道”就是从Delegates Version开始的，它是理雅各亲自参与的。若干年后，理雅各把《道德经》译成英文时，也涉及“道可道，非常道”，但他坚决拒绝把“道”译成任何一个英文词。他说翻译“道”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它的发音TAO，而不是找任何一个English terminology equivalen……，它没有equivalence（同义词），他觉得找不到。如果传教士在他的基督教背景中，深深地知道不可妄称上帝之名，那么他就非常容易地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名”是不能名的，所以“道可道，非常道”，理雅各的译文就the tao that can be trodden（可以被践履，可以被实现），实践的“道”，is not the eternal tao，不是最终的“道”，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可以被命名的“名”is not the eternal name，不是最终的“名”。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有非常有趣的张力，这可以帮助他更好地理解《道德经》，来讲“道”和“名”。理雅各认为翻译中国概念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挪用到译文当中，不是为它找一个相当的英文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