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典籍当中，不同的解释非常多，历代就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比如孔安国和朱熹对《论语》的注，也有“正解/误解”的辩难，说法从来都是不一样的。顾颉刚说，孔子对中国人来说也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是不一样的。杨伯峻，杨树达先生的侄子，专门注中国古代典籍。他在注《论语》时也专门提到，很多古人的注释都是用后代的词义来解释古书。在中国自己的解释系统当中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只是苛责像理雅各这样的人误解、误译、误读，其实大可不必。王国维说，古代经典“无论何人，不能精密译之”。西方人译中文就像后人解释古人的典籍一样，都是重新的命名，就像德里达说的可能会get along without him，是完全有可能的。翻译的问题和解释的问题从来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如果看诠释学的书，伽达默尔等人都认为理解已经是一种重新的诠释，何况翻译、解释。西方有诠释学（hermeneutics），诠释学之说来自中世纪的解经，这个词叫exegesis。中国古代传统的注书和中世纪神学家注经很像，把各种各样的解释（interpretation）变成一种解释的科学、解释的学问，就是所谓的hermeneu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