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者把这些不同的宗教传统重新追溯到源头，重新看他们经典的时候，才发现同出一源，有很多东西是非常相似的，于是总结出几个基本看法，说scriptural reasoning是wisdom seeking engagement（寻求智慧的一种活动）。如果是寻求智慧的活动，它应该向所有的人敞开，而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才能读基督教圣经。我们在阅读经典的过程当中，才会意识到没有任何人能排他性地独自占有经文的最终意义（nobody exclusively owns the final meaning of the scripture），除了你的读解，可能也会有别人的读解，别人的读解和你的读解也许是同样的合理，同样的有道理，同样可以成立的。他们强调没有任何权威的观点和原本的解释者（authoritative overviews or native speakers），我们现在说的不是中文、英文、希伯来文，我们说的是意义，我们说的是真，要追求的那个真。在这样的问题上，谁都不是说母语的人，因为“真”不是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群体，一种特定的传统或者一个特定的文化。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合法地参与进去。没有一个exclusively owns the final meaning of the scripture，而且在寻求真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native speakers。基督教神学家推出这样的结论，其实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基督教经典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translatability（可翻译性）。基督教经典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但是查遍《圣经》，耶稣基督的信仰，用耶稣基督的母语来表达的只有四个地方，而且每个地方都不是一句话，只是一个短语或者一个词，其他的全部都是翻译，全部都不是耶稣的母语，所以说基督教《圣经》本身就是翻译的结果。

不要认为西方人可能更懂得《圣经》，因为《圣经》是西方的，所以中国人离它远一点。其实完全不是，因为对西方文化来说，它是翻译的，对中国文化来说它同样是翻译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和中文的《圣经》在这个意义上，它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翻译的是它试图要解释的那个圣言，就是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理雅各说不能翻的Word，就是《道德经》里说“不可名”的那个“名”，所以用什么“名”命名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充分的。上帝不可妄称他的名，因为在他们的理解当中，没有任何概念可以完全地表达它，就像老子说没有任何“名”可以完全地命名eternal name一样。在经文辩读的活动和实践中，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对话而不是独白。因为他觉得独白根本不是说话，独白就是基督教讲基督教的传统，犹太教讲犹太教的传统，伊斯兰教讲伊斯兰教的传统。但是我们真正颠覆它的时候，会发现他们讲的如此不同的传统其实全都同归一源，而且源头上的经文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后来被人解释得不同，冲突不可调和。这就是文人的无用之用。外面热火朝天的商业城市这么发达，但是都坐在这读经真是有大用。当今世界最严重的文明冲突，没有办法靠纯粹的军事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解决，很多东西最后要回到文化问题上。“经文辩读”提供了观念上的颠覆，既针对基督教的传统，也针对伊斯兰教的传统。所以打来打去，其实源头上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后来有了这么多的变化。如果任何一种传统可以有排他性的解释的话，这可能就是文明冲突最根本的地方，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如果观念不变的话，那冲突是不可排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