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翻译的“以意逆志”有什么差异?
中国人和西方人谈到翻译,谈到解经的时候,都会引到孟子的“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里的一句话。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的时候,第一卷四书五经的题记,引的就是《孟子·万章上》中的“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但以谁的意逆古人的志,是以理雅各的意,理雅各助手王韬的意,还是以我们的意,一直都是问题,而且历代的解释大不相同。汉代儒生在解读《诗经》时都强调“以意逆志”,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争得非常激烈,而且产生了特别多被人看成是穿凿附会的东西。这些歧义导致董仲舒有“《诗》无达诂”的说法,《诗》指《诗经》。《诗》没有“达诂”;“《易》无达占”,《周易》没有确切的解释;“《春秋》无达辞”,《春秋》没有非常精确的历史记载。按董仲舒的说法,《诗》《周易》和《春秋》也许可以代表三种人类的基本精神活动的方式——文学艺术、哲学思辨、历史记忆,这种三种东西“无达诂”“无达占”“无达辞”,是很绝望的一件事。我在看到董仲舒这句话的时候,经常想到英国神学家Thomas Torrance的一句名言,特别像中国的绕口令,it’s impossible to picture how a picture pictures what is pictures。it’s impossible to picture 很难描述,how a picture一个描述,how a picture pictures what is pictures,一个描述是怎样描述它所描述的东西,这是很难描述的。Thomas Torrance曾经在中国四川待过很多年,是个传教士,后来变成很好的神学家。他的儿子也是美国的神学家,现在退休了,到了爱丁堡大学,这些人对中国很有感情。我有时候怀疑他们为什么说这么绕的话,就是他要用一种非常困难的语言方式去表达语言的困难。用这种困难的语言方式说一句话,要仔细想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他觉得语言的困难就在这里。好像我们都说得很清晰,在表达很清晰的思想,其实真的未必,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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