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走路的时候腿稍微有一点瘸，不是我的腿有残疾，也不是腿碰了，前一段时间医生说是痛风！痛风很多人都有。英文里，痛风是有区别的。有一种叫rich man's gout，富人的痛风，吃得太多了，太好了。还有一种叫poor man's gout，穷人的痛风。我的医生跟我说，your case must be the poor man's gout，他（说）不是吃太多了，是因为吃饭不定时。我从这次得痛风突然有一种想法，我觉得文史哲的同学，包括文史哲的学者，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平衡。这也是我为什么拿宗教学的东西给外语学院的同学讲，因为在宗教学研究者来看，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领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可能对未来的学术研究有一点好处。从根本上讲，宗教学研究就是最根本的comparative studies。从有宗教学开始，西方有一个学者被认为是the father of religious studies，这个人就是英国学者Max Muller。Max Muller建立所谓的religious studies，他的基本名言是他化用歌德的话，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只懂一个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懂。什么是religious studies？就是讲comparative studies of different religions，而不是一种Christian Origins或者Buddhism studies。这几年，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这个题目可长可短，电子文本已经留在桌面上了。里面有些东西可能是需要读的，不是听的。因为有些西方的，特别是跟宗教学、哲学有关的，有很多说法，有时候听不太清楚，要读，要自己去品，去琢磨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才可能知道到底在说什么。

第一个举的是德里达的例子。德里达经常是把话绕着说，有很多话令人费解，但就我的经验而言，凡是德里达的东西，看不懂的就去看英文，看英文就懂了，看中文不懂是翻译的问题。德里达法文的东西如果不懂，看英文就会懂，因为英译者基本都是研究德里达的人，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解释性的东西，反而比较容易懂。他有一个说法很奇怪，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想得出来。他有一个很小的小册子，1980年以后每一个思想界的大师去世以后，跟他有交往的，他都会写一篇祷文。他把这些祷文合起来，出了一本集子，叫做The Work of Mourning。没有中译文，有人把它译成《追思》或《追思集》，仔细读的话，《追思》更好。因为他在里面也是玩文字游戏，说when the mourning works（当那些祈祷起作用的时候），他要干啥，他才说这些，所以他把整个集子叫做the work of mourning。他在里面说一个生命从他得到名字那天起，名字就注定比生命更长久，注定可以“无他而在”。the name begins during his life to get along without him，当你被称为你的时候，你的名字注定是可以无你而在的，所以名字是如此重要。中国古代典籍被翻译成外文时，也意味着中国思想在其他概念系统中rename（被重新命名）。这个名字和原来的生命体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思，有没有可能可以get along without him，有没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西方文论里经常说的supersign，变成言指，可能跟原来的意指过程已经不太一样。这种“无他而在”怎么才能成为一种存在？如果对比西方经典的话，最有趣的关于名的说法是《圣经》里的“不可妄称上帝之名”，所以才有耶和华，都是不能叫“上帝”的，没有这个名字。中国没有基督教的《圣经》，但是中国的classics被西方人译成经典，编这套丛书的很著名人物就是Max Muller，西方的宗教学之父，他把丛书的名字叫做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东方圣书。传教士翻译的中国经典很多，叫做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中国的圣书，这些书虽然是classics，但不一定是sacred books，但他们也把它看成是scripture，是一种神圣的经典。这样的圣书如何能为名，就是西方人翻译它的时候，如何给它重新命名，这些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这些年来，经常会听到很多从事西方研究的人对这些翻译进行批评，觉得翻译里可能有很多错误，有很多误解，有很多误读等，特别是西方人的批评，所以才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古代典籍的重译工程。中国现在启动的这种工程非常之多。为什么要重译，就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思想了解得不够，或者说西方人了解的中国思想是被西方概念重新命名了的中国思想，里面已经没有中国自己的声音了，所以我们要重新把它介绍给西方人看，这可能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效果到底如何，要看具体的文本才知道。当西方人受这些批评的时候，可以回头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如此，比如命名可能会有差异，会把你的生命体放到另一个概念系统当中去，你可能会失去你。

西方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是早期伦敦遣使会派到中国来的，在香港生活了差不多30年，回到英国后被牛津大学聘请为第一位汉学教授（Chinese professor），讲中国语言和文化，（在英国）待了21年。传教士被派到中国最正当的工作是把《圣经》译成中文给中国人看，或者向中国人传教。但理雅各非常有趣，之所以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James Legge，不是靠他的传教、布道。他的布道文有很多手稿，现在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里，很少有人真正对那些东西做研究。他真正留给世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几乎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翻译成了英文。他51年（在中国的30年和在英国的这21年）干的基本上都是这件事。理雅各刚到中国来的时候，参加了《圣经》的中译工作，很有名的译本叫做Delegates Version（委办译本），各个偏差会集合起来，共同推出有点权威性的译本。这个译本最有意思的两件事是：第一是把很多重要的概念统一了，比如“道”，“太初有道”，《圣经·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句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大写的“道”，the Word was with God。the Word was God，“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Word”被译成中文的“道”就是从Delegates Version开始的，它是理雅各亲自参与的。若干年后，理雅各把《道德经》译成英文时，也涉及“道可道，非常道”，但他坚决拒绝把“道”译成任何一个英文词。他说翻译“道”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它的发音TAO，而不是找任何一个English terminology equivalen……，它没有equivalence（同义词），他觉得找不到。如果传教士在他的基督教背景中，深深地知道不可妄称上帝之名，那么他就非常容易地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名”是不能名的，所以“道可道，非常道”，理雅各的译文就the tao that can be trodden（可以被践履，可以被实现），实践的“道”，is not the eternal tao，不是最终的“道”，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可以被命名的“名”is not the eternal name，不是最终的“名”。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有非常有趣的张力，这可以帮助他更好地理解《道德经》，来讲“道”和“名”。理雅各认为翻译中国概念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挪用到译文当中，不是为它找一个相当的英文概念。

与理雅各相反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尝试。这位中国人不是一般的译者，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辜鸿铭觉得要向西方人传播正宗的中国文化，传播正宗的儒家传统。他对理雅各意见很大。他在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上学，理雅各是苏格兰人，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伦敦遣使会）的根就在苏格兰，所以他跟理雅各有点关联。辜鸿铭在爱丁堡读硕士学位，读书的时候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中国（人）的精神》（The Chinese spirits）。他觉得理雅各做得不好，所以要重新把它翻译成英文，引用了歌德等西方作家翻译《论语》之作，来解释《论语》，解释孔子的说法。他觉得要使它在西方的理解系统中让人变得更容易明白，才能被西方人接受。但是这个译本很少被人当成真正的译本，之所以它还有价值，因为它的译者是辜鸿铭，比较特别。《论语》的英文译本至少有300多个。我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美国人翻译的版本，他把《论语》的顺序完全打乱，按照《周易》的卦象重新排，左边是《周易》的卦象，右面是《论语》里跟卦象相对应的话。他的整个重新排也有他的理由，他说《周易》是在西方被翻译得最多的一本中国典籍，要让人觉得孔子的说法跟《周易》有关联，才会吸引很多人。但《周易》有多少中国人看得懂都是个问题，虽然它确实译本很多，但是到底怎么把它准确地传达出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辜鸿铭认为理雅各的译文不行，觉得自己对中国的传统的理解，先天比理雅各透彻。王国维比较了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译文之后，说：“宁以理雅各氏之译……犹得……真意者也。”他看了辜鸿铭译的《中庸》，觉得好像译得也不错，但说他是翻译中国古代典籍，也不是，他觉得如果这样译还不如理雅各的。

中国的典籍当中，不同的解释非常多，历代就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比如孔安国和朱熹对《论语》的注，也有“正解/误解”的辩难，说法从来都是不一样的。顾颉刚说，孔子对中国人来说也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是不一样的。杨伯峻，杨树达先生的侄子，专门注中国古代典籍。他在注《论语》时也专门提到，很多古人的注释都是用后代的词义来解释古书。在中国自己的解释系统当中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只是苛责像理雅各这样的人误解、误译、误读，其实大可不必。王国维说，古代经典“无论何人，不能精密译之”。西方人译中文就像后人解释古人的典籍一样，都是重新的命名，就像德里达说的可能会get along without him，是完全有可能的。翻译的问题和解释的问题从来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如果看诠释学的书，伽达默尔等人都认为理解已经是一种重新的诠释，何况翻译、解释。西方有诠释学（hermeneutics），诠释学之说来自中世纪的解经，这个词叫exegesis。中国古代传统的注书和中世纪神学家注经很像，把各种各样的解释（interpretation）变成一种解释的科学、解释的学问，就是所谓的hermeneutics。

中国人和西方人谈到翻译，谈到解经的时候，都会引到孟子的“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里的一句话。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的时候，第一卷四书五经的题记，引的就是《孟子·万章上》中的“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但以谁的意逆古人的志，是以理雅各的意，理雅各助手王韬的意，还是以我们的意，一直都是问题，而且历代的解释大不相同。汉代儒生在解读《诗经》时都强调“以意逆志”，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争得非常激烈，而且产生了特别多被人看成是穿凿附会的东西。这些歧义导致董仲舒有“《诗》无达诂”的说法，《诗》指《诗经》。《诗》没有“达诂”；“《易》无达占”，《周易》没有确切的解释；“《春秋》无达辞”，《春秋》没有非常精确的历史记载。按董仲舒的说法，《诗》《周易》和《春秋》也许可以代表三种人类的基本精神活动的方式——文学艺术、哲学思辩、历史记忆，这种三种东西“无达诂”“无达占”“无达辞”，是很绝望的一件事。我在看到董仲舒这句话的时候，经常想到英国神学家Thomas Torrance的一句名言，特别像中国的绕口令，it’s impossible to picture how a picture pictures what is pictures。it’s impossible to picture 很难描述，how a picture一个描述，how a picture pictures what is pictures，一个描述是怎样描述它所描述的东西，这是很难描述的。Thomas Torrance曾经在中国四川待过很多年，是个传教士，后来变成很好的神学家。他的儿子也是美国的神学家，现在退休了，到了爱丁堡大学，这些人对中国很有感情。我有时候怀疑他们为什么说这么绕的话，就是他要用一种非常困难的语言方式去表达语言的困难。用这种困难的语言方式说一句话，要仔细想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他觉得语言的困难就在这里。好像我们都说得很清晰，在表达很清晰的思想，其实真的未必，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歧义。

董仲舒讲“《诗》无达诂”，针对的就是“断章取义”“任意解释”的不好风气，想让它回到大家比较能公认的解释上，但结果是“无达诂”，而且董仲舒的这个说法到宋代以后被普遍化了，“诗无达诂”，诗已经没有书名号，变成普遍的诗，普遍的文学艺术都得不到准确的解释。到清代，中国古代文论专门有说法叫做“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作者本来不这么想，但是我读出这意思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传统从“以意逆志”针对随意解释的积弊，最后变成“《诗》无达诂”，又变成普遍化的文学“无达诂”，最后变成作者可以被读者重新读解，“以意逆志”的初衷可能已经偏移了。这在中国、在西方都是存在的，不是翻译成英文才有，用现代汉语翻译古人、理解古人时也有同样的问题。

王国维试图从《孟子·万章下》里找出一些意思来补充“以意逆志”。

翻译是很难的一件事。王国维先生说，无论何人不能精密译之，中国人、西方人都一样。现在热衷于推出新的译本，不如把已经有的历代译著仔细地梳理一下。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的事，叫中国古代典籍英译本的汇释、汇校。《论语》至少有300种以上的英译本，《道德经》可能会有200多种英译本，不说其他文字，大量的译本是没有必要看的。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像理雅各，不仅有翻译，而且有非常多的注释。西方基督教的《圣经》，历代神学家不断地给它添加注，commentaries of Christian Bible，commentaries的传统，在理雅各译中国经典的时候完全被承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