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有很多争论，包括在中国。Hans Küng走了以后，有很多中国学者就提出来说，这个东西很可怕，因为如果把它翻译成《圣经》里的肯定式表达，这里面有一种强权，就是我要的，你也得要，我觉得好的，我就要给你。这个确实有问题。比如说我觉得民主好，而我觉得你不民主，其实你可能也很民主，但是我觉得按我的标准来说，你不民主，我就要给你民主，你不要，我打你，这个世界就混乱了。“经文辩读”很有意思，我不能说你没有民主，我说的民主可能跟你说的不一样。回到源头上，经典里都有这些东西。但后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区别，我们才可以意识到，这是我们共同参与的一个engagement。在engagement里，可能有了这么多不同的理解，但是每一种理解都不能是排他性的。现实的很多冲突在这些文化当中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被颠覆、被解决的。理雅各在翻译孔子这些说法时，最关注的不是肯定式表达、否定式表达，哪个高哪个低的问题。他更关注的是怎么把孔子的教导和耶稣基督的圣训呼应起来。所以他才用那些东西，通过那种过渡，让它跟《圣经》有某种关联，这里面确实有他试图沟通两者的可能努力。

“以德报怨，以怨报德，以善报恶，以恶报恶”，是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争论非常多的一个问题。中国学者的解释方式有时候西方人不太接受。就像许慎《说文解字》里“恕，仁也”，西方人觉得很难接受，这俩完全是不相干的，心就是性，性就是理，把西方人倒得晕晕乎乎，他觉得跟你很难对话。到底有没有固定的界定？如果没有，就很麻烦。中国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理雅各处理这些问题，可能跟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有关。《论语·宪问》里“以德报怨”“以直报怨”，到底是什么意思，理雅各的翻译非常有趣。他觉得按照《论语》的解释，不能满意，就去拐弯抹角地找《道德经》，又找到《礼记》。他说《礼记》里已经把《道德经》的说法给了孔子，绕了一个非常大的圈子。“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孔子说：“何以报德？”如果你以德报怨的话，用什么来报德呢？孔子说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以德报怨，那拿什么来报德？就不对了。理雅各翻译这个，字斟句酌，非常小心，someone said（有人问），what do you see concerning……最重要的是重音在Recompense。理雅各在译文之后列出了一个解释，把recompense和kindness两词给置换了。他解释说good is not to be returned for evil；evil to be met simply with justice。他译的孔子的话，翻译的不是good and evil，而是recompense和kindness，他在解释的时候把它改了，不是以善报恶，而是以正义报恶。中国学者批评他，中国人说的不是justice，这么翻译是不对的。他改成good is not to be returned for evil，善不应该是来报恶的。evil to be met simply with justice，恶应该用正义来对待。置换了以后，good is returned for evil是以善报恶，以直报怨变成evil is returned with justice，把kindness变成justice，把recompense变成真正的evil。《论语·宪问》的以德报怨还是以直报怨，跟基督教《圣经》里的善恶之说直接对应起来了。

基督教《旧约圣经》里讲到的类似说法非常多，比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古代人写经典非常有意思，不厌其烦，就这点话说半天，而且不光一个地方，《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都有类似的说法，出处我都注出来了。《圣经》里的标准注法，非常好。出，就是《出埃及记》，21就是21章，冒号后面的24，就是21章后面的24句。全世界任何一种语言的《圣经》，按照这个一查都能马上查到那一句了，这个编法挺好。后来也有很多经典用这种编法，《利未记》《申命记》都有。西方的“经文辩读”，把它追回到亚伯拉罕传统里，会发现古代经典里大有类似的东西，比如《古兰经》“以命抵命，以眼抵眼，以鼻抵鼻，以耳抵耳，以牙抵牙，以伤抵伤”，有时候把脚换成鼻子，但也是什么for什么。但基督教《新约》的伦理已经不是这个，他不是measure for measure（一报还一报），不仅爱你的邻舍，还得爱你的敌人。我们真的可能爱我们的敌人吗？我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基督教的伦理到底让你干什么？所有的说辞我觉得都是胡扯。

只有一个人的说辞说到根子上，就是宗教改革的最主要代表人物——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举了一个例子，对十戒中的“不可起贪心”提出怀疑，他说人不贪是可以的，人不起贪心是不可能的，连贪心都不能起，还是人吗？他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可以不贪，因为我觉得贪这不是好事，但是这是我在要求我不要做这样的坏事，可是贪心好像不太可能不起。马丁·路德说，如果这一条都做不到的话，就说明这十条都不是为了让人做的，要不然怎么可能十条戒律有一条做不到，其他九条得做，逻辑上不通。他说戒律不是为了让人遵守，而是为了让人知罪。知道自己的罪（sin），是我们的不完美，知道自己有缺陷，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很平凡的存在，如此而已。这个说得非常精彩。基督教《圣经》里的爱你的敌人，不是为了让你真的爱你的敌人。现实里面我们把每个人都教育成爱你的敌人，这世界也一样很可怕。我们都爱那些敌人，世界得乱成什么样。但这些戒律告诉你，神圣的要求凡人不能做到，所以这不是你能的，而是你得到的恩典，如果你这样宽恕了别人，不是你要宽恕人，而是你得到了一种恩典。所以才有爱你的敌人，但是这个伦理准则一定和以直报怨互相冲突。如果以直报怨被James Legge理解成justice，要用justice对付evil，显然和基督教的伦理不合。以直报怨还是以德报怨，这是一对问题，这跟基督教《圣经》里的以眼还眼还是爱你的敌人同样是一对问题，这两对问题经过他的转换以后如出一辙。很多做中国学问的人都认为以直报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理雅各把它翻译成这个意思。有时候说他翻错了没有太大意义，他是这样理解中国思想或者试图这样理解中国思想，这种理解在西方已经成了一种经典。在西方做中国研究的人必须要看理雅各的书。

理雅各怎么给中国经典自圆，他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他没有管以直报怨到底怎么回事，justice，evil转换了以后这么可怕，这么针锋相对，跟《圣经》的两个对应完全一样。他没有管，而是提示读者，说以德报怨之说可以见于老子《道德经》第63章。理雅各书读得非常熟，马上就能找到这个，而且他说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一种求证，从这一章看，只能说孔子的伦理远不及基督教的标准，甚至远不及老子。重点他要援引《礼记·表记》里的“子曰：以德报怨”来说明，这已经把以德报怨加给了孔子。但是孔子在《论语》里没有这样说过。

《礼记》说：“子曰：以德报怨（以德报德——编者注），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如果用德报德的话，人们会得到鼓励，以怨报怨的话，人们会得到一种警告，得到一种惩戒。所以“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一切东西都是相对的。中国的“雠”字很有意思，中间是一个文本，两边是两个人，对着看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有对面的，有言就有两个人对着来看，或者对着人来说，无德不报，德总是要得到报的。《大甲》说，“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人要是没有君主的话是不可能安宁的，但君主没有老百姓的话是没有办法拓展疆土的。所以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以德报德，老百姓可以得到鼓励；以怨报怨，老百姓有所收敛。《诗经》里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无言不雠，一切作为都会得到回报，无德不报。《尚书》里说，民没有王不能互相安宁，王没有民不能开辟四方，以德报怨是苟求容身之人。宽身之仁，被人们解释成苟求容身，得到苟且，得到一种妥协。如果以怨报德，这人该杀了。这里面以德报德和以德报怨对举，以怨报怨和以怨报德对举。理雅各明白这个意思，但是他说宽身之仁是who is careful of his person，特别留意自己，他要try to avert danger from himself by such a course，通过仁来给自己求安宁。但是这个东西是which is explain to be so，被解释成是宽身之仁。他说真正的以怨报德，按这个解释是不行的，因为《论语》被大大地降低了。这显然不如基督教的道德，也不如老子的道德标准。他引了一个很难有人看到的清代《四书译注》。《四书译注》里解释说，如果是小的怨，报德没问题，但如果涉及大是大非就不行了。大是大非，《四书译注》注的是君主或者父权，涉及君王或者家庭伦理秩序，这种大是大非要以直报怨，以德报怨就不通了。理雅各千方百计地用《四书译注》证明孔子的以直报怨，只不过是针对大是大非，而在一般问题上，是不能理解的。把中国《论语》里面的以德报怨、以直报怨跟《圣经》关联起来，善和恶的转换。good and evil的直接转换，关联起来了以后，他再从中国经典里找到若干托词来替《论语》作一种解释，来调和两者之间的冲突。

真正让他心仪的确实是《道德经》第63章，63章里讲的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这句话理雅各翻的时候是一气呵成。这个话跟基督教《圣经》里的话简直是一模一样，以小为大，以末为先。他翻的是it is the way of the Tao to act without thinking of acting，去行动，但是不去有意识地行动，不去刻意地行动，to conduct affairs without feeling the trouble of them，taste without discerning any flavor，to consider what is small as great，and a few as many。这句话最关键，跟《圣经》里的话一模一样，to consider what is small as great and a few as many，小的就是多的，小的就是大的，最后回报injury with kindness。他真正回到怨和德。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可以看到“大道之行，就是不刻意之行，为事，是不经意地为事，品尝而不辨味，以小为大，以少为多，以善意回报伤害”。这段话后面没有注释，但是这段话和真正能让理雅各接受的基督教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完全对应的，这就是他说的“以意逆志”，以基督教文化传统之意重新解释中国传统当中有些跟他可以互相对应的思想、观念，同时也替他自圆其说，得出他自己的一些根本性理解。这就是理雅各读经、译经非常重要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译道（the word），就是《圣经》里面的道和《道德经》里面的道。第二个例子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辨析，很细。稿子的第十页专门讲到自义，基督教《圣经》里的义怎么转变过来的，为什么义变成了很负面的概念？什么样的才是称义（to be justified），而不是自义（self-righteousness）。理雅各在翻译《道德经》《论语》时，经常会在一个地方加括号，他加括号的地方都是非常关键的，和《圣经》里面的加括号完全一样，加了括号以后意思非常明了，更多地能跟他所理解的基督教神学、基督教观念关联起来，甚至贯通起来。

最后的一个例子是“韬光养晦”，这个例子很好玩，又有比较直接的针对性。我没有写to keep low key profiel，这是外交部的翻译。有人也意识到“韬光养晦”这么解释是有问题的。明代的《韬晦术》专门讲“韬光养晦”就是“虽知己者莫辨其本心”。我跟你们杨老师是朋友，但是他不知道我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说这朋友还能做吗？这样解释非常成问题。据说上海出版的最新版《辞海》把“韬光养晦”词条改了，但是改词典让人更害怕了，连词典都能改，还有什么不能干的，这是不行的。给它找一个托辞（to keep low key profile）是不够的，因为凭良心说它本来不是这样的，改了的词典更糟糕。理雅各这种做法非常值得研究，他怎么退回到中国先秦典籍里，找到虚用、虚而不竭（淈）这样的老子智慧，来解释韬光。韬光在中国典籍里本来不是那么负面，后来越弄越糟糕，结果变成了我们现在讲的居心叵测。

总的来说中国这些年发展得非常好，从博鳌亚洲论坛可以看得出来，全世界对中国真的是寄予非常大的期望。只有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批评可能更尖刻，所以若干的中国学者说，中国出大问题了，人民币马上就要出问题，但是西方学者可能不是这样。我去年亲身经历，在英国一个会上，有一个西方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在讲中国经济的时候，他说中国经济简直好得不得了，他那些数据说中国不是未来马上变成第一，现在早就在很多方面已经是第一了。他们确实对中国估计非常正面，我相信这不光是要把我们捧杀，确实有很多真实的成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一种冲动，做相关工作的人要好好想一想，让世界理解中国文化没问题，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世界当作正面的信息去接受也没问题，中国人当然应该做这个，西方人都做了多少年，我们怎么不能做。但是我们采取的很多方式未必是正面的，大规模的经典重译问题非常之多。与其做一些无用之功，不如认认真真地把这些真实的中西思想的交融、交流甚至交锋，清理一下，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文化始终是互动的，始终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之内！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