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从“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镜头记忆》系列节目“共和国的足迹”。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气氛。这一年的６月和１０月，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了巨大震动和混乱。西方国家的反共势力借机掀起了一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这些对刚刚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１９５６年的秋冬，在中国的农村、工厂、学校都出现了一些“闹事”的情况。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没有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在中共八大及八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指出要以波匈事件为鉴戒，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克服部分干部脱离群众的苗头和缺点，酝酿开展全党整风。
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到３月１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１１次扩大会议，１８００多位各方面人士出席会议。在２月２７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毛泽东从下午３点一直讲到将近７点。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和朱德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的讲话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节，不断得到解决。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肃反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以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６月１９日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１１次扩大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党外人士自愿参加。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毛泽东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为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发动。
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从５月初到６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先后召开了３８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各方面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少数右派分子乘机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引起了党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
５月中旬，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６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直到１９５８年夏天才基本结束。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是正常现象。反抗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当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秋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这一论断，并认为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即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以及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这些同志和朋友因而遭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从１９５９年起，中共中央开始逐步为错划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拨乱反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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