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经济理论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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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党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党和国家经济建设理论的新突破。
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照搬苏联中央高度集权的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它虽然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越来越大，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上经验不足，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特别是在１９５７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更加强化了集中统一的趋势，形成了政企职责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企业缺乏活力的经济体制模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后，针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国家在经济体制上曾作了一些调整，经济理论上也开始拨乱反正，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指出了经济体制的不少弊端及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但还未把经济体制改革正式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全会在指出了权力过于集中和党政企不分等原有体制的严重缺点后，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如有领导的下放权限、精减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坚决执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改革首先在农村进行，中共中央先后颁布若干条关于发展农业经济、改革农业体制的政策，农业进入全面发展飞跃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安徽、四川的一些农村在当地领导支持下，开始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形式的改革试验，逐步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新的经营制度，生产面貌和农民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初步的、但却是明显的变化。随后，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它的令人信服的实践效果，迅速走向全国广大农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领导下，到１９８１年，全国农村已基本形成并稳定了这种责任制。在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农村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轨道转变。在改革的进程中，近亿万农民离土不离乡，建立起了总产值已经超过传统农业产值的乡镇企业，个别发达地区的农民生活开始向小康水平过渡。
到１９８４年，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改革的这些成效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情，也坚定了全党对改革的信心。将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成为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改革进程的必然要求。
早在农村改革的同时，政府即在城市进行了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进行了第一次机构改革，通过各级政府放权让利，逐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四川省的６个企业成为改革的首批试点，几个月后，试点企业数量扩大到１００个。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部署后，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１９８０年７月已达６６００多个，成为搞活企业的第一步。
改革围绕搞活企业，又先后进行了利税改革、城市综合体制改革及商业、旅游、外贸、计划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试点。在改革发展这样如火如荼的背景下，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改革进入全面展开阶段。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根据这一认识，《决定》改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对我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点作了新的概括：第一，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明确指出我国在总体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虽然继续肯定市场调节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但同时强调这种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第三，对计划经济的内涵作了新的解释，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为改革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此后，改革逐步在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管理系统迈开了步伐；在物价、工资、劳动制度等方面采取了措施；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在企业进行了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实行厂长负责制；逐步发展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市场，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也在加强，这些改革促使原有经济体制开始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需要的新体制转变。
加强对外开放和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在这一时期设立了一批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这一举措为整个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在加强对外开放和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上，党和国家迈出了几大步，首先是建立了深圳、汕头、珠海、厦门等４个经济特区，随之开放了大连、上海、广州等１４个沿海港口城市，接着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经济开放区，再后在海南建省的同时，宣布成立海南经济特区，并再次划出１４０个市县加入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些措施基本形成了由沿海内地、多层次、滚动式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扩大对外贸易方面发挥了日益明显的作用。
１９８４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虽然在改革目标模式上还没有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提出，已经具有了明确的市场取向，体现了党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新认识，为接下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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