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急急忙忙往前闯”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镜头记忆》系列节目“共和国的足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刚刚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但在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５８年，党在这两方面的失误致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
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的偏差。１９５８年，全面推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求成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从而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了“跃进”的口号。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实际上开始了对农业“大跃进”的发动。
在这一年的１１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访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１２月２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１９５７年末至１９５８年初，在中国农村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它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到２３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以及“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大跃进”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并推动生产关系急于向所谓更高级形式过渡。１９５８年夏收期间，各地竞放高产“卫星”，报刊舆论广泛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１９５８年８月初，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在河南新乡七里营，他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说：“人民公社名字好”。他肯定办人民公社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随后，各地竞相建立起人民公社。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７日到３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确定１９５８年钢产量指标为１０７０万吨，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并充满信心地宣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在这次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为了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全国城乡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几千万人夜以继日，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各行各业都支援“钢帅升帐”，“一切向１０７０万吨让路”。“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电力、交通、水利、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甚至科学研究、诗歌书画，都要“大跃进”，放“卫星”。
与此同时，全国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到年底，共建立起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９９％以上的农户参加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初期实行政社合一，特点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起来。“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空前发展。很多地方不顾实际地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试点“向共产主义过渡”。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初步积累的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再加上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就不难理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
１９５８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开始觉察到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从１１月起，中央相继召开两次郑州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等会议，领导全党着手纠正错误。毛泽东在这些会上指出，“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急急忙忙往前闯”。他提醒人们要“压缩空气”、“唱个低调”，“勿务虚名而受实祸”。中央还提出“工作生活同时并重”的方针，确定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以“队为基础”。经过八九个月的初步努力，“稳住了阵地”，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左”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在１９５９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人，随后开始了“反右倾”斗争，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
党从良好愿望出发，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新的局面。但由于决策本身的失误和执行中的偏差，急于求成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受到重大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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