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记忆老建筑第一集 -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

重庆抗战记忆老建筑第一集

最后更新 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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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过巨大贡献。

    70年过去了,战争硝烟早已远去,而重庆现存的395处抗战遗址则成为了那8年抗战留下的最直接的见证。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山生态带黄山景区内,占地500余亩,文物遗址面积4053平方米,是迄今为止,重庆乃至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抗战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一处。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现保存有15处文物建筑遗址,这些建筑遗址大都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建造的官邸式别墅,具有典型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风格和浓郁的山地特色。

    抗战期间,蒋介石为了防空避暑,在黄山栖居了6年多。宋美龄以及许多军政要员、外国使节也纷纷在附近择寓而居。叶剑英舌战群儒、蒋介石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中国代表参加开罗会议的文稿起草均在黄山。

    黄山防空洞就位于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内。防空洞修建于1938年,为重庆黄山抗战遗址群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防空洞中规模最大、展线最长的一处。

    防空洞有三个洞口隐藏于山凹处,洞中三条通道呈“Y”字形分布,是一个钢筋混泥土洞穴,顶部为拱状,宽1.6至2.1米,全长202米。整个防空洞内设有岗亭、应急作战指挥室、食品储藏室、发电机房,并配有通风设备。抗战时期,黄山防空洞是蒋介石及军政要员躲避日军空袭所在地及战时指挥室。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作为战时中枢所在地的黄山官邸曾经遭遇日军三次以上的密集轰炸。在日方战史资料中记录的标号为102号作战的一个环节,就以摧毁中国军队最高指挥中枢为目的。而防空洞的存在使得日军的计划落空,并且坚定了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与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相距不远的是重庆空军抗战纪念园。

    南山空军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抗日空军阵亡将士实葬墓地,始建于1938年,是当年国民政府为埋葬、祭奠中、美、苏三国抗日空军将士而修建的,共安葬了重庆大轰炸、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璧山空战及在其他地方牺牲的242名抗战空军英雄。

    抗战期间,日寇飞机肆虐重庆领空,中国空军、苏联空军和美国“飞虎队”在空中给予日寇迎头痛击。然而战事惨烈,240余名空军勇士先后壮烈牺牲。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安葬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空军烈士,特地在重庆南山长房子放牛坪购买200余亩土地,设置陵园安葬烈士。人们把勇士遗骸安葬在南山后山,人称“空军坟”。

    2010年,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这座“空军坟”被修善,建成现在的空军抗战纪念园。168座空军英雄墓静静躺在青草蔓藤间。鹰击长空,碧血长天,抗战英雄长眠于此。

    1938年,武汉被日军占领后,八路军在重庆设立办事处。1939年1月,中共中央在重庆组建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凯丰、吴克坚等为常委,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因为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设在公开机关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内。

    1939年5月初,因日机大轰炸被炸毁,董必武、博古等率领南方局和办事处大部分同志迁往红岩,散住在农场工人宿舍和堆放柴草杂物的几处茅草房里。是年秋天,由办事处同志自己设计并修建的办公住宿大楼竣工,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全部迁此办公。从此,红岩村这片红色的土地就成为革命的象征。

    大楼位于原沙坪坝区化龙桥红岩村13号,嘉陵江的西岸。红岩村原名红岩嘴,因其地质成分主要为侏罗纪红色页岩而得名。30年代,这里是饶国模女士经营的“大有农场”,办公大楼座落在西北坡上,是一幢外看二层、实为三层的深灰色大楼,占地800平方米。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志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这里度过了41个日日夜夜,重庆谈判、上党战役,毛泽东坐镇红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红岩的历史增添了最为光辉的一页。

    卢作孚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1938年,华北华东地区沦陷。为了保存抗战的资源和实力,沦陷区域的所有工厂机器,包括军事、航空、重工业、轻工业,需要紧急向大后方四川、重庆转移。由于运输困难,所有物资和难民都聚集在了宜昌这个地方,非常混乱。而当时又恰逢枯水期即将来临,卢作孚作为交通部的常务次长,必须要赶在枯水期来临之前,即四十天内将所有物资和难民全部安全转移。

    一到了川江,船又少又小,川江的水流又很急。这个时候,大批的物资就聚集在了宜昌。还有三万多难民,也聚集在宜昌。当时宜昌非常的混乱,卢作孚到了宜昌,亲自坐镇宜昌,亲自指挥。当时有民生公司的二十几条船,还有其他数量很少的几条船,但主要的就是民生公司的几条船。当时在这样混乱的状况下,他就提出一切船全部听他的指挥。

    卢作孚当机立断,创立实施了三段航行法。把最重要的军事物资和不好装卸的物资,直接从宜昌运到重庆,而其他的都采取分段运输。这不仅让大量物资成功转移,也让其中三万多难民安全撤离宜昌到达了大后方。

    那三万难民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精英,教师、科学家、学生这些,往大后方撤退。当时采取什么办法呢?卢作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不坐卧铺,几个人都挤在一个床上。而且对于那些难童,没有钱没关系,免费送。

    就这样在四十天之内,所有的物资和难民都离开了宜昌。

    这个事情的意义非常的大,保存了整个中国的重工业、轻工业、军事工业、航空工业最基本的部分保存了,抢救了大量的难民,不使他们在沦陷期受折磨,就到了大后方,成了抗战人才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所以卢作孚在这一次我们称作的长江大撤退中,被他的好朋友晏阳初称为实业中的敦刻尔克。实际上宜昌大撤退,比真正在欧洲的敦刻尔克还要早一年。

    除了保存下当时的工业基础,卢作孚发起的这次中国版“敦克尔克大撤退”也使得各个生产线迅速恢复生产,支撑了整个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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